5月18日，“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四川成都开幕。本届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核心主题 。在论坛首日举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主题论坛中，三十人小组（G-30）董事会名誉主席、以色列央行前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Jacob A. Frenkel）出席并参与深度讨论。
作为横跨顶尖学术界、国际多边组织与全球核心金融市场的资深专家，弗兰克尔曾于1991年至2000年期间连续两届出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并曾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在论坛间隙，弗兰克尔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独家专访。
面对当前发达经济体政策路径的分歧以及地缘局势带来的金融“碎片化”隐忧，弗兰克尔对全球多边协作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提出了新的治理思考。他表示，国际货币体系已转变为由私营部门和资本市场主导的新现实，要求决策者必须提供更加清晰、透明的前瞻性指引，并通过国际清算银行（BIS）等平台强化跨国政策沟通。同时，针对许多新兴市场面临的潜在债务与流动性压力，他认为全球宏观治理亟需打破惯常的“背水一战”救火模式，应当将更多机制化精力和资源倾注于危机前的系统性防范，以长远视野推动包容性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全球经济治理呈现“碎片化”表征
在探讨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进与未来重构方向时，弗兰克尔将视线投向更具历史纵深感的宏观演变历程。他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指出，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刚建立时，全球经济的底层运行逻辑与如今截然不同。彼时，国家间的双边与多边联系主要聚焦于实体层面的商品贸易，而在这场全球互动中扮演绝对主导角色的实体是各国政府。
然而，审视当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国家间的依存机制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商品贸易范畴，而是深度依托于全球化且高度互联的金融与资本市场。弗兰克尔强调，一个根本性的结构性转变在于，如今引导跨国资本流动的核心主体不再仅仅是政府，而是极其庞大且敏锐的私营部门。在资本账户主导的现代金融体系中，资金的跨国腾挪往往在瞬息之间完成，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对未来政策走势的预期。这意味着，传统的“政府对政府”式决策已无法涵盖当前的治理需求，政策制定者在推出任何宏观政策时，必须重视与私营部门的沟通，并提供极其清晰、透明的前瞻性指引，以降低任何政策沟通不畅对资本流动造成的剧烈冲击。
这种新现实也对主要经济体当前的货币政策分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弗兰克尔认为，在全球市场高度交织的背景下，各经济体由于面临的周期阶段和内部结构挑战各异，其央行必然要优先捍卫其法定职责，即确保本国的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政策路径的差异化是宏观周期运行的客观表现。
弗兰克尔指出，任何一个核心经济体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都必须对可能产生的全球政策溢出效应保持清醒的认知。尽管在当前复杂的地缘博弈中，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呈现出某种“碎片化”表征，不同国家对世界格局的认知存在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依存度的下降。事实上，没有哪个经济体可以彻底孤立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外部市场的风吹草动都会通过跨境资本流向迅速传导至国内。因此，他高度评价了跨国央行间系统性沟通的积极作用，并特别提到BIS在其中起到的机制化多边平台功能。只有通过这种连续、稳定的多边沟通，主要央行才能在确保本国政策目标的同时，最大程度实现宏观政策的协同，降低溢出效应对全球市场的非理性冲击。
宏观经济治理必须超越“灭火”诱惑
在当前高利率与地缘政治动荡的多重压力下，新兴市场所面临的债务积累与跨境流动性波动，正成为全球金融治理无法回避的痛点。当谈及如何通过多边金融机构改革来防范大面积债务危机时，弗兰克尔基于其在国际多边组织的操盘经验，提出了一套直面治理惯性的反思哲学。
他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阐释，在现代宏观经济治理的逻辑中，任何一场系统性风险或经济危机都可以被清晰地拆解为三个独立的阶段：危机防范、危机管理以及灾后的危机解决。从理想的金融治理角度来看，危机防范应当是整个政策体系中最为核心、最值得倾注资源的重中之重，其本质是通过前瞻性的制度建设和硬性的规则约束，将系统性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危机管理则是风暴来临时的紧急对策，而危机解决则是震后对金融市场与资产负债表的清理与出清。
然而，现实的全球金融治理往往陷入了一种短视的路径依赖。弗兰克尔坦言，在绝大多数实际治理场景中，政府和多边机构的资源和注意力都被压倒性地吸引到中段的“危机管理”上。尽管从学理和政策宣示上，所有人都会强调风险防范的极端重要性，但在长期的体制实践中，危机防范机制却往往处于缺位或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弗兰克尔深入剖析了这种体制惰性的深层原因。他指出，纵观近年来的多次国际金融震荡，许多危机在本质上都是可以通过前瞻性的政策调整进行规避的。但体制的现实之处在于，政府和政策制定系统往往只有在“背水一战”、面临迫在眉睫的灾难性事件时，才能展现出最高的决策和动员效率。这种惯于在“危机模式”下运行的治理逻辑，必然会导致政策视角的严重短期化。当决策者将所有精力都用于充当“消防员”去扑灭眼前的火情时，宏观政策往往会演变为应激性的“灭火”操作，而无暇顾及中长期的制度建设与结构平衡。
在采访的最后，弗兰克尔向全球政策制定者发出呼吁，宏观经济治理必须超越纯粹的“灭火”诱惑。为了实现真正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长期增长，决策者必须扭转这种应激式的短视倾向，将更多机制化精力和资本倾注于危机防范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变局中，只有告别“背水一战”的被动逻辑，重建基于规则的多边防线，全球经济才能真正锻造出抵御风暴的内生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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