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邓小平的最后岁月》，余玮、吴志菲撰写，中国天地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曾是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为“东方巴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仍是全国特大型工商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曾长期傲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独领风骚几十年。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南部沿海经济特区迅速崛起，广东、江苏等省的经济发展显示了强劲的势头，上海“老大哥”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了。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这些都预示上海有着迅速发展的内在潜质，有着重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之形象的先天条件。
如果说长江是一条绵延千里、舒身待飞的巨龙，那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龙头。只有龙头高高昂起，吟啸四海，才能有腾云寰宇的龙的飞升！
在中国对外开放这块棋盘上，邓小平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视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
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特别关注了浦东的开发开放。他说，上海的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所以是全国的事。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邓小平特地要求李鹏总理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
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谈话。他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说到这儿，邓小平亮出了底牌。他加重语气说：“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浦东这块被多年遗忘的角落开始沸腾了！
时隔一年，邓小平又踏上上海这片热土。此时，浦东开发正处于启动阶段。
1991年1月28日晚，邓小平所乘的专车抵达上海。在去住地的途中，他听取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汇报。在听到去年上海各项经济指标完成得不错，但国营企业十分困难时，邓小平说：“这是全国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抓晚了。我说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冒点风险也要干，就是说有点通货膨胀也要干，其实也不一定多发多少票子，现在积压产品占用流动资金太多了。”
在谈到浦东开发问题时，邓小平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同时，邓小平又充满信心地说，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
2月18日，即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托身旁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旋转餐厅里挂着两张大幅地图，一张是上海地图，另一张是浦东新区地图，地图旁摆着浦东开发的模型，一切就像当年组织重大战役备战时的情景一样。邓小平看着地图和模型，说：“抓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是靠这个竞争。”
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邓小平听后，精辟地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邓小平对上海的负责同志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邓小平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语，使上海市的负责同志感到心里特别敞亮……
邓小平在上海期间与离开上海后不久，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这年2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文章。文章的署名是“皇甫平”，据说是寓“黄浦江评论”之意。这篇文章结合上海浦东新区的开放、全国的改革开放形势，对邓小平上海谈话的精神加以阐释和发挥。文章说：“从辛未羊年开始，今后的10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10年，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10年。10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该是一个‘改革年’。”
这篇文章选择发表的时机用尽心思，单凭选在2月15日，也就是在农历辛未年的大年初一来发表，也说明了文章组织者的良苦用心。文章积极“鼓吹”、倡导改革开放，将邓小平上海讲话的主要精神的一部分——强调改革创新的精神——贯穿其中，又联系上海的发展实际，比后来的文章要显得谨慎些。
3月2日，皇甫平的第2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了。文章主要论述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它们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的思想观点。
20天后，即3月22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文章，批评“新的思想僵滞”，提倡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题目是《扩大开放的意识更强些》。
4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第4篇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皇甫平的4篇文章，虽然是结合上海实践论，但由于文章“鼓吹”市场经济、反对思想僵滞，并且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而且4篇文章将思想解放与选人用人联系起来，遂引发了全国性的更大层面上的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论争。这场论争持续时间较长，反映了理论界不同的思想观点。
当时《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周瑞金，主持报社的社务党务和评论、理论、经济宣传，也是皇甫平文章的主要策划者和主要作者之一。日后，周瑞金回忆说：“凭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政治敏感，我觉得邓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有针对性，他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的。……这不仅对上海工作，而且对全国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解放日报》这4篇署名评论当时被称为‘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不少人来信来电询问文章作者‘皇甫平’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受启发，能有助于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与此同时，国内一些人利用座谈会和少数报刊对‘皇甫平’文章进行责难和批判。他们虚设论敌，无限上纲地指责什么‘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等等。有的人明目张胆借批‘庸俗生产力论’和‘经济实用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同志。”
周瑞金回忆说：“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定的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我们本想批驳，但上海市委领导出于维护大局，指示我们淡化处理，不搞争论。这样，我们便顾全大局，不予置理，相信大多数干部群众会明辨是非，服膺真理。”
其实，《解放日报》并没有停止论争，对论争采取了策略化的处理，将“皇甫平”改为“吉放文”，继续发表文章。此后，陆续发表的文章有《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论“科学技术发展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要有胆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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